[ 隨著銀行收緊對鋼貿商的貸款，鋼貿商有可能向融資成本較高的非銀行融資機構融資，如信托、地下錢莊等，風險可能向非銀行融資領域滲透 ]
去年以來，涉鋼貿類金融商事糾紛案件進入高峰期。鋼貿帶來的風險急劇增加，風險不僅在于鋼貿行業自身，還在于為鋼貿商貸款的銀行，尤其是鋼貿商互保互聯的擔保模式導致銀行起訴的難度極大增加。
上海法院網信息顯示，今年以來，已有工商銀行、中國銀行、民生銀行、光大銀行、興業銀行、平安銀行、中信銀行、華夏銀行等10家上市銀行開展對鋼貿商的金融借款糾紛訴訟。
目前，鋼價下跌風險仍在繼續，鋼貿的拋售和違約壓力同樣難以減輕。而隨著銀行收緊對鋼貿商的貸款，鋼貿商有可能向融資成本較高的非銀行融資機構融資，如信托、地下錢莊等，風險可能向非銀行融資領域滲透。
鋼貿訴訟年增超5倍
金融危機之前，受中國大規模的信貸寬松和鋼鐵需求，部分鋼貿企業以聯保互保或貨物重復質押的形式，從銀行獲得信貸資金后投向房地產等高收益市場，尤其是在長三角一帶，這一融資套利模式相當普遍。
隨著鋼貿信貸風險增加，此類訴訟持續增多。據上海高院統計，2013年，上海市法院共受理金融借款合同糾紛案件8216件，同比上升93.27%。金融借款合同糾紛案件標的額猛增到384.86億元，同比增長208.80%，占全上海市涉銀行金融商事糾紛案件收案標的額的92.57%。究其原因，主要是涉鋼貿信貸案件激增。
單就涉及鋼貿信貸案件而言，上海高院統計數據顯示，去年上海法院共受理一審涉鋼貿金融商事糾紛案件約3700件，同比增長約5.5倍，收案標的金額達到了230億元，占去年金融商事糾紛案件標的總金額的51.4%，同比增長約3.4倍。
而進入2014年，涉鋼貿訴訟并未減少，僅僅第一季度，以上海浦東新區法院為例，去年該院全年受理鋼貿類貸款糾紛2500件，而今年一季度就達到了1051件。
此前央行公布的數據顯示，2011年至2013年，銀行不良資產的增加主要是鋼貿企業的不良貸款所致。
“涉銀行的金融商事糾紛案件中，特別是涉鋼貿案件，因部分貸款人故意逃避債務而下落不明，出庭應訴率普遍較低。同時，由于案件共同擔保借款的情況較為常見，被告數量較多，有的案件中被告多達35人。”上海高院報告顯示。
此外，據《第一財經（微博)日報》記者了解，涉鋼貿信貸案件的標的金額普遍較大，許多案件的標的金額超過千萬元，個別案件的標的金額甚至高達1億元以上。
不僅如此，從已經發生的鋼貿商違約案件來看，鋼貿案件往往牽涉面較廣，涉及銀行、典當公司等多方主體，連鎖反應強，資金鏈斷裂不僅會影響鋼貿企業，也會逐漸滲透到企業背后控制人以及其他關聯公司。
中國對鋼鐵的需求很難再現此前數年的數量，而人民幣匯率政策的變化和銀行信用證政策的收緊，也導致鋼貿融資這一模式的生存空間受到打壓。
鋼貿商互保聯保風險蔓延
鋼貿信貸的互保聯保模式在訴訟中引發的風險也導致鋼貿商被銀行輪番訴訟，銀行追索債權的難度顯著放大。
據《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了解，在鋼貿信貸的互保聯保模式中，一旦其中一家企業被訴，就會引發多米諾骨牌效應，導致各企業輪番被多家銀行“打包”起訴，這種擔保方式不僅難以保證金融機構債權的實現，而且還會導致金融風險進一步擴散蔓延。
另外，鋼貿商開具虛假倉單、重復質押、關聯質押等行為已經引起銀行的警覺。今年3月，上海市銀行同業公會聯合上海銀監局等部門聯合搭建了上海銀行業動產質押信息平臺，該平臺的上線相當于給平臺上的鋼材加了一個身份證，通過物流倉儲環節管理和數據共享，避免了虛假倉單和重復質押等行為的發生。
上海銀監局數據顯示，截至2013年末，上海銀行業鋼貿貸款余額已被壓縮到800多億元，而在2011年末，該數據為2800多億元；2013年末表內授信余額比2012年末、2011年末分別下降了46%和62%。
“今年春節假期后，鋼材貿易商補庫存力度弱于以往，今年貿易商庫存最高點在2070萬噸，比去年2250萬噸的最高點低了7%，主要原因是銀行在向鋼材貿易商放貸方面變得更謹慎。”瑞銀證券分析師密葉舟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
本報記者還從一位銀行信貸處人士了解到：“目前鋼貿商已經很難從銀行拿到貸款，不過他們有可能向融資成本較高的非銀行融資機構融資，如信托、地下錢莊等，這樣的話，風險會逐步向非銀行融資領域滲透。”
事實上，去年以來不斷爆發的涉鋼貿金融借款糾紛也有銀行自身的原因，尤其是在銀行為保證利潤增速的壓力之下。“究其根源，系相應金融機構對行業性風險預估不足，沒有嚴格執行風險內控制度所致，對明顯超出其償還能力且擔保能力不足的貸款人仍然提供大量貸款，最終導致不良貸款余額驟增。”上海高院這樣認為。
“銀行需要對抵押物、質押物真實權利狀況進行全面核實，尤其是風險較大的擔保方式，如多家企業聯保、動產浮動質押等，同時還要確保抵押物、質押物處于有效監管之下，及時發現風險苗頭。”一位多次參與涉鋼貿訴訟的律師告訴本報記者。